亚洲科学家的存在感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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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位科研人员、编辑和科学传播者就亚洲科学家在发表文章以及在国际层面上提高存在感时所遇到的障碍，分享了他们的观点。

眼不见，心不念

Shravan Hanasoge

印度科学家在国际同行评议项目（期刊、提案审查委员会和机构审查委员会）中的代表人数不足。这一现象部分是源于印度的地理劣势——它与国际上科研成果最为卓越的主要中心都相距甚远。因此我们做出贡献、施加影响及参与重要决策的能力都受到了限制，给我们的总体感觉就是与世隔绝。这导致国际社会对充满活力的印度科学生态系统认知不足。印度的顶尖科学家和科研管理人员也引入了机构建设和维护科研质量的重要视角，以面对有限的经费和较少可供招聘的人才储备所带来的挑战，因为很大一部分优秀的印度学生前往国外追求更高层次的学历教育，并在那里工作终身。

在过去几年中，印度的研究机构发展迅速——优秀的研究机构数量不断增加，科学家队伍持续壮大，经费也愈发充足。现在这些机构正吸引来自世界各地训练有素的科学家。鉴于这些积极的变化，现在是让国际社会注意到蓬勃发展的印度科研机构的好时机。兼容并包的好处是能够聚合不同的观点，扩大可用的审阅人基数，从而缓解期刊编辑在组织同行评议中常面临的挑战之一。

过时的做法

Noriaki Horiuchi

我离开日本前往国外参加国际会议时，会经常感觉到日本的参与者太少了。考虑到日本是向我就职的《自然-电子学》投稿数量前十的国家之一，我一直很疑惑为什么日本科学家的存在感如此之低。每当有机会和日本科学家聊天时，我都会提出这个问题。

日本科学家存在感低的一个主要原因可能是意料之中的，至少对于熟悉日本行政管理制度的人而言，即巨大的文书工作量占用了他们做科研的时间。在世界各地，准备经费申请材料都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但在日本，大多数科学家必须自行准备冗长的文书，他们中只有一小部分能够雇人来帮忙完成文书工作。

另一个原因比较令人惊讶，至少对我来说如此，那就是许多年轻的日本科学家认为如果他们想在学术界获得永久职位，最好一直在日本工作。他们似乎觉得在国外做博士后研究员意味着在日本获得永久职位的机会很小。

一位曾做过人事招聘的日本科学家曾经跟我说过：“我理解他们对工作保障的担忧。根据日本的劳动法规，日本研究机构是不允许因为科学家缺乏能力而将其解雇的。大多数日本研究机构可能会避免雇用在国外工作的日本博士后研究员，因为他们很难根据申请材料来评估不熟悉的科学家。”

日本科学家的低存在感似乎源于这些过时的工作条件和习惯。

错过同行评议

黄淙淙

作为一名在中国大陆工作的《自然-通讯》编辑，我很高兴看到这些年来，来自中国的投稿数量一直在稳定增长。中国一直在同时大力推进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所以中国作者的名字在主要科技期刊中出现的频率变高了。但从编辑的角度来看，我有些在意中国同行审稿人（隶属于某中国机构的审稿人）的数量并没有同步赶上。

依据我的经验，在寻找来自中国的潜在同行审稿人的过程中，障碍之一是他们较少使用互联网平台进行自我推广。许多研究人员在高校网站上的主页只有中文，让非中文母语的编辑或希望进行进一步合作的科学家同行难以找到并访问。甚至有时连母语为中文者也会感到费劲，因为并非所有的主页都是定期更新的，这会让他们错过最新的研究成果。

编辑们总是鼓励研究人员以各种角色参与科学出版。我们相信同行评议能够成为一个作者、审稿人和编辑共同参与的、富有成果的学习过程。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自然”系列期刊正致力于通过发布同行审稿人的姓名（在他们愿意的前提下）及其审稿报告，来使同行评议更加公开。这应当能够提高研究人员的存在感，也表达对他们贡献的认可。从科学家的角度来看，增加线上的存在感将允许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编辑和潜在合作者发掘中国研究人员并与之互动，从而使后者在全球科学界中得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不愿也无法参与

贾鹤鹏

受制度和文化因素影响，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物理学家的存在感普遍不高。除了语言障碍外，一个相关因素是中国科学家无法使用推特等国际社交媒体平台来推广自己的研究成果，对现有研究发表评论。推特上的“提及”（mention）已被广泛且明确地证明与更多被引和更高的同行认可度直接关联[1]。

但无从使用某些社交媒体并不是唯一的原因。中国科学家极为内敛，甚至不愿向同行宣传自己的研究。尽管中国的微博是一个等价于推特的社交平台，但我在研究中发现中国科学家很少使用它来讨论科学和推广研究[2]。他们更不愿对他人的工作发表评论。在我长达20年作为一名记者报道中国科研的职业生涯中，主要挑战之一就是让研究人员对他人的工作发表评论。当我转行成为科学传播学者时，我发现没有制度上的支持提供给中国的个体科学家，让他们向公众及自己的同行传播科学[3]。

在一定程度上，许多亚洲科学家与他们的中国同行交流研究的方式是一样的——不愿自我推广，不愿评论他人的研究，在科学传播方面得到的制度支持有限。

研究风格可能也有助于解释存在感低的问题。我认为中国科学家，包括物理学家在内，尤其热衷于跟进其他课题组在热门领域的工作。这种方法很快就能产出文章并获得更多高被引，但它通常无法帮助研究人员对某些研究领域形成全面的观点，或对一些基本问题产生深入洞见，而这二者对于成为该领域公认的权威是至关重要的。

机会不均

Na Young Kim

我有时会怀疑是否真的存在机会均等和公正的同行评议。尽管我想相信科学出版物所做的决定是客观的，并且仅仅是基于研究结果的质量，但人类的头脑还是会有偏见和歧视的倾向。无论我们是否情愿，作者的性别和/或种族或所在机构的声誉等因素仍会对决定造成影响，即便近来一直强调公平、多样性和包容度。

许多同行和我一样正处于建立独立研究小组的早期阶段，我们都担心自己的文章可能无法得到公平对待。人们潜意识中预设亚洲作者稿件里的英语水平会很糟糕。这会对审稿人从开始阅读的那一刻起就产生负面影响，甚至在他们读到主要科研内容之前就有影响。但亚洲作者撰写的稿件质量一直在提高，他们绝不总是应当受到审稿人对英语不佳的严厉批评；毕竟稿件确实通过了最初的编辑审查，经同行评议后也通常会得到一些语言上的修正。我认为亚洲研究人员比西方同行更容易遭受令人不快且情绪化的审稿人评论。这类交锋会导致未来投稿时的心理障碍。不幸的是，双盲评审在较小的领域内并非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因为审稿人很容易得知作者的身份。

解决这些问题的第一步是在发表过程的各个方面都增强对这种多样性挑战的意识。为使审稿人分布更加均衡，应该给更多的女性科学家和亚洲科学家提供机会。同时还应该检查编委会的多样性，因为其成员是选择审稿人并提供参与机会的人。通过不懈努力，诸如邀请初级研究人员和接受现有成员推荐等，编委会成员和审稿人队伍应不断扩大到涵盖所有职业发展阶段和地理区域。

杀死创意

Mio Murao

研究分两种类型。一种是与其他许多研究人员竞赛，大家追求一个共同且可见的目标。另一种是朝着一个独特的方向出发，寻找尚未发现的新目标。这两种类型的研究对于科学的进步都是必需的。但我感觉最近在日本，后者遇到的阻力越来越大，而这一失衡削弱了日本研究人员在国际科学界的存在感。

评估者更容易接受由知名课题组，尤其是由西方著名研究机构领导的熟悉领域中的研究课题。这是因为在热门领域进行研究会增加在高影响因子的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机会，并且可能会更快被引。特别是在日本，进入声名在外的主流机构是迈向成功最有效的途径。因此对许多研究人员，特别是年轻的、在找工作的研究人员而言，选择不在自己的研究方向上冒险是十分自然的。为了给研究人员提供追求新想法的现实机会，我们必须积极鼓励原创性和多样性，并将与主流研究方向的不统一视作优势而非劣势的标志。

新的研究方向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和进展，并且会受到关注。与此相反的是，它在激烈的竞争中很难在全球层面脱颖而出。

文化和系统障碍

Minah Seo

在一些亚洲国家，科研经费是由短期主义驱动的，从而导致研究成果（如出版物）的质和量增长之间存在不平衡。确实有一段时间，这些国家的学术界需要的是数量增长而非质量增长。尽管情况已不再如此，但这一系统仍然以绩效为导向，显示出以基础研究为代价、对应用科学的明显偏倚。此外，科研预算所依附的环境经常变化，包括政府更迭，研究机构合并或正在进行中的项目的领导层变动。这些系统性的问题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对基础科学的资助减少，而其需要长期的投入和大量的资金。

除这些问题之外，还有导致亚洲科学家低存在感的文化差异。我们都知道与同行研究人员分享想法和开展讨论会产生积极影响。在欧美，非正式聊天能够帮助解决技术问题或发起新的合作。然而，由于亚洲人的文化背景，以及重视正式礼貌、人与人间保持一定距离的传统，这类社交互动有时对亚洲人而言仍是种挑战。此外，语言上的困难和文化驱动下的内敛使得亚洲科学家易于被忽视。

认识到这些问题已经是从仓促的量的增长转向稳固的质的增长，提高亚洲年轻一代科学家存在感的良好开端。

警惕媒体

Rebecca Tan

为撰写《亚洲科学家杂志》（Asian Scientist Magazine）上最近发表的一篇有关实验物理学的文章，我们的团队联系了不少于七位女科学家进行访谈，其中两名来自亚洲。一位立即做出了回应，但只是为了推荐一位更有资格发表评论的男性同行。几周时间过去了，我们才联系上剩余的几位，导致这篇文章不得不延迟发表。可悲的是，两位在亚洲工作的受访者均未回应。我们发现亚洲科学家有时会对媒体保持警惕，并且将与记者交谈视为对“真实”工作的干扰。

作为编辑，我们努力接触各种各样的受访者，并经常愿意不遗余力地为那些代表人数不足的群体发声。但我们根本上是依赖与科学家的关系的；我们首先需要知道他们是谁、他们做什么，其次要赢得足够的信任，让他们与我们打交道。

这些年来，我们建立了亚洲领先科学家的数据库，以年度“亚洲百位杰出科学家”（Asian Scientist 100）列表的形式呈现，今年已经是第五年了。我们涵盖的范围十分广阔，跨越农业到天体物理学之间的一切；尽管本意并非详尽无遗，但这是我们为提高在本地广为人知且值得国际关注的科学巨星的知名度所做出的尝试。如果您认识某位应该包括在我们名单上的人，请告诉我。

翻译迷失

Jens Wilkinson

基于我帮助亚洲科学家，尤其是东亚人撰写学术论文的经验，我渐渐感到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亚洲作者在科学出版物中的代表人数不足和语言或交流问题有关。

在使用与自己母语结构极为不同的语言进行写作时，经常很难清晰地将想法表述出来。但亚洲作者的困难同样来自于缺乏讲故事方面的训练。当然，期刊编辑会竭尽所能超越语言的限制，理解论文的真正价值。但编辑和同行审稿人也是普通人，并不总是有时间和余力来理解写得不清楚的内容，或去猜测作者没有写到的东西。

在母语完全不同的情况下，用英语撰写科学论文是一项更加耗时的工作。这可能会导致发表延迟，意味着竞争者能够抢占先机，从而获得所有荣誉。我能想到两个这类例子，它们都牵涉到在我任职的日本理化学研究所工作的科学家：Umetaro Suzuki发现的维生素B1在翻译中丢失了，而Yoshio Nishina在宇宙射线中发现的μ介子至今仍未得到认可。

有一件趣事，就是我任职的日本理化学研究所专门雇佣了研究管理员来指导研究人员如何以一种既引人注目又易于理解的方式来展示他们的研究。这可能是缓解某些沟通问题的一种手段，而这些问题与亚洲研究人员的低存在感息息相关。

本文贡献者

Shravan Hanasoge自2013年起一直在孟买塔塔基础研究院天文与天体物理系任教。他从斯坦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在马克斯·普朗克太阳系研究所和普林斯顿大学地球科学系任博士后研究员。

Noriaki Horiuchi在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东京办公室担任《自然-光子学》（Nature Photonics）高级编辑。他从法国约瑟夫傅里叶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在丰田工业大学和日本理化学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于2009年加入《自然-光子学》。

黄淙淙在施普林格·自然上海办公室担任《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团队经理和高级编辑。她从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在斯坦福大学和美国SLAC国家加速器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于2012年加入《自然-通讯》。

贾鹤鹏是中国苏州大学传播学院的一名科学传播研究者，同时也是一位为“自然”系列期刊和《化学与工程新闻》（Chemical & Engineering News）撰文的科学记者。他拥有康奈尔大学科学传播专业的博士学位。

Na Young Kim是加拿大滑铁卢大学量子计算研究所的一名副教授，领导自己的量子创新实验室。她拥有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学位，曾在产业界为苹果公司工作。

Mio Murao是日本东京大学理学院物理系的一名教授。她从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进入东京大学任教前曾在哈佛大学、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和日本理化学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 

Minah Seo在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传感器系统研究中心担任首席研究科学家。她从首尔国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在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

Rebecca Tan是《亚洲科学家杂志》（Asian Scientist Magazine）的主编，该杂志以科技为主题，着重向全球读者推介来自亚洲的研发新闻报道。她拥有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博士学位。

Jens Wilkinson是日本理化学研究所国际事务部的通讯专员，已在日本工作超过十五年。

参考文献：

1.Sugimoto, C. R., Work, S., Larivière, V. & Haustein, S. Scholarly use of social media and altmetric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J. Assoc. Inf. Sci. Technol. Cult. 68, 2037–2062 (2017).

2.Jia, H., Wang, D., Miao, W. & Zhu, H. Encountered but not engaged: examining the use of social media for science communication by Chinese scientists. Sci. Commun. 39, 646–672 (2017).

3.Jia, H., Shi, L. & Wang, D. Passive communicators: investigating the interaction of Chinese scientists with the media. Sci. Bull. 63, 402–404 (2018).

原文以Visibility challenges for Asian scientists为标题发表在2020年3月31日的《自然综述：物理》Viewpoint版块

© nature

Nat Rev Phys|doi:10.1038/s42254-020-0162-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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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阅读：

施普林格•自然认为多样性有益于科研，并致力于支持和促进科学传播及出版中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同行评审人在性别和地域上的多样性一直为《自然》及其系列期刊所倡导，如《自然-气候变化》和《自然-地球科学》等刊就此发表了多篇社论，而且这已成为我们同行评议政策的一部分。

版权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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